文首声明：参考文献部分参考吕思勉《秦汉史》、钱穆《国史大纲（上）》、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下）》、郭沫若《历史人物》、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内容有部分属于个人评价、推测或考证，本文具有一定学术性质，解读偏向中庸，客观理性而有理有据，力图以最客观公正的视角解读三国历史，请营销号阅读者谨慎阅读。文中插入转载的视频，欢迎观看。

三国时代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开始，至公元280年西晋灭吴止。期间，公元221年蜀汉建立，222年孙权称吴王，229年孙权称帝，263年蜀汉灭亡，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参钱穆《国史大纲》。

曹魏

曹魏政权无论从什么方面看，它的开国就是它的巅峰时刻，此后迅速走向衰落，而曹魏的衰落和那些傀儡皇帝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和陈留王曹奂根本没有关联。它的主要责任人就是它的开国皇帝曹丕和第二位皇帝曹叡。

魏文帝

魏文帝曹丕虽然在军事上表现还不错，虽然输他父亲曹操一大截。作为曹魏开国君主，也是曹魏的唯二的非傀儡皇帝之一，他需要对魏国的灭亡负重大责任。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认为，曹丕是文艺批评家的始祖，他贴合民众的写作路线，给当时的文坛以焕然一新之感。然而我认为曹丕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先生在他的《秦汉史》中这样评论魏文帝曹丕：

魏文帝颇有学问。嗣王位后，尝令除池籞（yù）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又命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黄初三年九月，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皆可谓善革前代之弊者。

可以说，魏文帝继位之初，对前朝弊政做了相当大的改革。但为什么我要说他是昏君呢？

然性本矫伪，又多猜忌，篡位后荒于游畋（tián），好营宫室，实开明帝奢侈之原。其妄行杀戮，亦开明帝外任法而内纵情之渐。故魏之大坏自明帝，启之者实文帝也。

这段话一骂就骂了魏国意义上的全部皇帝（魏国实际意义上的皇帝只有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那么吕思勉先生的根据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分两段，先说魏文帝曹丕，再在下面的部分谈他的儿子魏明帝曹叡。

吕思勉先生举了好几个例子，比如在解释“性本矫伪”时，举了辛毗的例子，说当初曹丕和曹植争夺太子位，曹丕胜出，他被曹操立为太子时，非常高兴，后来继位成为魏王，就抱住辛毗的脖子对他说，“辛君，知我喜不（fǒu）？”辛毗告诉他的女儿辛宪英后，辛宪英说道：“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太子是代表宗庙国家的，代替死去的君主不可以不悲伤，执掌国家不可以不忧惧，明明应该悲伤却高兴，魏国的国家能够长久吗？魏国能够兴盛吗？

还有一个例子，黄初元年（220年），魏文帝曹丕派遣使者向孙权索要礼物，而且点名要以下物品：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孙权这边群臣上奏说，荆州、扬州（即孙吴政权）已经按照典礼常备有贡品，魏国要求的“珍玩之物”，“非礼也”，不应该给。

权曰：“彼在谅暗（守丧的房子）之中，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具以与之。

于是，吕思勉下了结论：

此二事，可见文帝之为人。其获继嗣，徒以矫情得之而已。

如果说上述问题只能说明曹丕为人存在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文字就足够说明他的治理给曹魏带来灭顶之灾。

吕思勉是这样说明他“荒于游畋”的：

戴陵以谏不宜数行弋猎，减死罪一等，……鲍勋停车上疏，帝手毁其表，……崔琰、王朗等谏，各见本传，栈潜谏见《高堂隆传》。

上谏的五个人，戴陵被判了死罪，死刑核查时被减刑一等，鲍勋拦住车驾上书，魏文帝撕毁上表，崔琰、王朗、栈潜等，笔者查阅《三国志》后，得知曹丕都说了要悔过的话，但是估计也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因为多名大臣屡次劝谏，时间点都不同。

“妄行杀戮”吕思勉就举了四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刚才里面说的鲍勋被杀，还真不是因为拦驾劝谏而被杀死的，而是因为曹丕的老婆郭夫人有个弟弟盗窃官家布匹，按照律法应该斩首弃市，结果曹丕就想让鲍勋走个后门。鲍勋刚正不阿，坚持执法，曹丕“恚望滋甚”，篡位之后竟然要杀鲍勋。当时的老臣廷尉高柔坚决不从，曹丕直接在高柔面前严刑打死鲍勋，然后将高柔送回廷尉办公的地方。鲍勋的父亲鲍信有大功于曹操，钟繇、华歆苦谏，鲍信还是被杀死。

第二个例子是曹丕出去游猎，突然车子坏了，曹丕大怒，负责车驾的官员全部拔刀手刃。载于《苏则传》。

第三个例子当时有人听到官府奖赏告发妖言惑众的事情，于是告发一场妖言，曹丕二话不说立刻杀死了告发者，不允许有人说他坏话到这个地步。载于《高柔传》。

第四个例子是《于禁传》中，于禁从吴国回来，曹丕命他到高陵（曹操陵墓），在陵墓的屋子里画了关羽杀庞德、于禁跪下请降的话，于禁不久就羞愤恐惧而死。

此外，杨修的死也被吕思勉先生认为和曹丕有关。任城王曾经在曹操死后，问贾逵“先王玺绶所在”，黄初四年，诸侯王进京朝见，“任城王暴薨，疑非良死。”陈思王曹植被贬为侯爵，后来虽然恢复爵位，但僚属都选次品，护卫的兵马也给老弱病残，且不超过二百人，所有其他待遇统统减半。楚王曹彪因为想要和曹植同路，也遭到苛责。

《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曰：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以则古始。于是封建诸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chái）于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

我想说的并非曹丕这样做没有人性，对亲兄弟都如此凉薄，而是曹丕这样防范至亲骨肉使得宗室不仅毫无势力，而且也定下了近支宗室不得参政的规矩，后来，他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在选辅政大臣时，本来要选择燕王曹宇，被刘放、孙资二人劝阻，从而使得孙、刘二人的政变成功，曹爽成为最大受益人，最终曹爽败光了曹家基业，而曹魏宗室无一人能和司马家族抗衡，这一切，都跟曹丕定的祖制相关。而且，曹丕好游猎、兴土木的性格遗传给了曹叡，给曹魏的政治带来无限的恶劣影响，这些影响甚至一直流传至两晋，皇帝上行下效，清谈、斗富的奢侈生活，实魏文帝所启。

此外，曹操时期打破豪强大族而订立的“唯才是举”也被曹丕更换为九品中正制，使得豪强大族的特权更加膨胀，对当时的土地兼并、流民、奴婢问题以及自耕农的破产，都有着相当强的催化作用。这些作用出的问题或多或少的在后世爆发。而他听不进任何意见，胡乱杀人等行为，实在荒唐。再比如曹操曾经要杀司马懿防止他将来篡位，司马懿哄曹丕开心，于是曹丕多次求情，最终，司马懿成了曹魏政权的掘墓人，而曹丕难道不应该为此负责吗？

曹丕在婚姻问题上也是乱七八糟。文帝甄皇后本为袁熙的妻子。后来的郭皇后受宠后，赐死甄皇后。立郭皇后，遭到大臣劝谏，不应立身份低贱之人。曹丕死后，明帝痛甄后之事，郭太后遂暴崩。

魏明帝

魏明帝曹叡，又有写法作曹睿，各种营销号将他吹上天，但是根据史学四大家吕思勉先生的《秦汉史》，曹叡真的当不起明君的称号，相反，从他的时代开始，魏国走向衰乱，最后灭亡。

王沈《魏书》评价曹叡：

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务绝浮华谮毁之端，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含垢藏疾，容受直言，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

可见，魏明帝曹叡还是相当聪明和勤政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君主，我们还是能看出他荒唐、不可救药的一面，在奢侈无度上，曹叡比他的父亲还要厉害。

魏明帝曹叡继位后，有诸侯王上疏以求自救，写下自己的悲惨遭遇：

婚媾不通，兄弟乖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沛然垂诏，使诸国庆问，四节得展，妃妾之家，膏沐之遗，岁得再通。

他们觉得自己家里人姻亲无法往来，兄弟相隔绝。有什么庆典、吊丧都没有任何礼仪。如果能得到皇帝可怜，各诸侯都会普天同庆，各个季节能够得到省视，自己王妃和妾的家里，能够再次通信，多么好呀。他们想得挺好，人家魏明帝不理。

当时有很多大臣看出问题来了，曹魏政权对待诸侯王防范却相信外人，比如高堂隆就上疏说：

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zhì）。

到了曹叡去世后，情况愈加严重，曹爽当权时，宗室曹冏上书说：

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zēng）无一人间厕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虞也。今之用贤，或超为名都之主，或为偏师之帅。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县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泉竭则流涸，根朽则叶枯。

虽有为自己求情之嫌，但所说的曹魏宗室和曹魏政权是叶与根的关系确实不假，所反映的官员举家担任各种官职对曹魏政权构成的威胁可谓一针见血。

而这些问题，虽然是曹丕所开先例，但曹叡放纵不管，也有很大责任。

如果说这些做法谈不上昏君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情足以说明曹叡的荒淫无度。

帝与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后，群下想闻风采。居数日，独见侍中刘晔，语尽日。众人侧听，晔既出，问："何如"？晔曰："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

刘晔作为大臣，在看到皇帝登基之后，竟然讥笑他有秦始皇、汉武帝的奢侈残暴，却没有他们的雄才大略。这样的评价，可以说侧面反映出曹叡的为人。

连大臣都不觉得他是明君，他做皇帝又能做成什么样？

还能什么样？

明帝好土木。太和六年，治许昌宫。青龙三年，又大营宫室于洛。其奢侈，略见《注》所引《魏略》。

笔者找到了《魏略》的原话：

魏略曰：是年起太极诸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建翔凤於其上；又於芳林园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贵人夫人以上，转南附焉，其秩石拟百官之数。帝常游宴在内，乃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伎歌者，各有千数。通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使博士马均作司南车，水转百戏。

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之制，筑阊阖诸门阙外罘罳。太子舍人张茂以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帝盛兴宫室，留意於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乃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斯诚权时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请论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

礼，赐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贵贱也。吏属君子，士为小人，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於夺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诏书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者乃出与士。得妇者未必有欢心，而失妻者必有忧色，或穷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鲜不危殆。且军师在外数千万人，一日之费非徒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复有宫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兴，内外交引，其费半军。

昔汉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为海，封土为山，赖是时天下为一，莫敢与争者耳。自衰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每一交战，血流丹野，创痍号痛之声，于今未已。犹强寇在疆，图危魏室。陛下不兢兢业业，念崇节约，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务，中尚方纯作玩弄之物，炫燿后园，建承露之盘，斯诚快耳目之观，然亦足以骋寇雠之心矣。

惜乎，舍尧舜之节俭，而为汉武之侈事，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愿陛下沛然下诏，万几之事有无益而有损者悉除去之，以所除无益之费，厚赐将士父母妻子之饥寒者，问民所疾而除其所恶，实仓廪，缮甲兵，恪恭以临天下。如是，吴贼面缚，蜀虏舆榇，不待诛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计日而待也。陛下可无劳神思於海表，军师高枕，战士备员。今群公皆结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献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骑奏臣书，以《听谏篇》为善，诏曰：'是也'。擢臣为太子舍人；且臣作书讥为人臣不能谏诤，今有可谏之事而臣不谏，此为作书虚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无以报国，是以投躯没命，冒昧以闻，惟陛下裁察。"书通，上顾左右曰："张茂恃乡里故也。"以事付散骑而已。

其实这么一大段文字，无非就是在说两件事，一件事是曹叡在各地广修宫殿，另一件事是他赏赐无度，抢人妻女。

大臣苦谏不听，尽管言辞恳切。

是岁，洛阳重华殿灾，帝又更营之。以郡国有九龙见（xiàn），改曰九龙殿。

此后，又拆取钟簴（jù）、骆驼、铜人、承露盘。由于是人工运输，承露盘折断了。铜人太重，搬不动，留在了霸城。

于是魏明帝曹叡又大量征收黄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还铸造了黄龙、凤凰各一个，凤凰放在殿前，高达三丈多（七、八米高）。

“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zōu）“，让公卿大臣一起背着土山，“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捉一些山禽野兽放进土山里。

当时有一名大臣叫董寻讥笑三公、九卿、侍中、尚书“穿方轝（yú）土、面目垢黑，沾体涂足，衣冠了鸟焉“（笑他们就像鸟穿着衣服一样），曹叡还想推平北邙山，让人在上面建造楼台馆阁就能看到其父曹丕诗作中的“孟津”。曹叡的爱女曹淑还没有长大就夭折，给她立庙，安葬在南陵县。钟毓、王肃、陈群、徐宣、卫臻、和洽、高柔、孙礼、辛毗、杨阜、高堂隆、王基、毌丘俭等大臣纷纷劝谏，没有一个人的意见被采纳。

高堂隆言：今宫室所以充广，实由宫人猥多之故。

《魏略》又记载曹叡还没收、夺取士族的女儿，之前已经嫁给官吏民众为妻的，强行配给士族。高堂隆他不应该广纳宫女，但在很多士族女儿用牲口赎回自己之后，他就从这些女孩中挑选有姿色的人没入掖庭，成为宫女。于是乎，就有人上疏：

富者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shì），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宫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兴（兴致一来就横加赏赐），内外交引，其费半军（费用都够半个国家的军队军费了）。——太子舍人张茂

宫人之用，与兴戎军国之费略齐，将吏俸禄，稍见折减，方（放）之平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廪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高堂隆

根据《三国志·魏志·高柔传》说，国家遭遇大丧事期间，按照当时规定，百日之后需要服役，如果有因为疾病而“请假”，曹叡绝对会给你加上罪责。

田豫打败了吴国和公孙渊往来的船只，估计是因为没有给钱，被别人诬陷没有将器、仗、珠、金都没有“纳官”，所以没有计功。

曹叡喜爱游猎，凡是不小心弄死禁中的鹿的，不仅自己得死，财产还得没收。如果发现有人弄死了鹿，就赏赐。皇帝有这个爱好本来也不是什么坏事，可偏偏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禁苑里的鹿、兔子等五花八门的动物，要么啃食庄稼，要么踩踏民田。宜阳典农刘龟气不过，于是偷偷的跑入禁苑中射杀一只兔子。宜阳功曹张京见赏赐的机会到了，于是找到校事举报，估计校事就带着张京进京告御状。明帝大怒，将刘龟收监，隐去举报者姓名。高柔上疏劝谏说道：

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诚欲使极蕃息，然后大取以为军国之用。然臣窃以为今鹿但有日耗，终无从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广轮且千馀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万头。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魏名臣奏》

王肃传也写到，这些“珍奇动物”破坏宫室成为”污池“，荒弃田亩而为”苑囿“。”用法殊酷“。随便增加的临时执行的刑罚，多到小吏都不够用。杨阜议论政治对百姓造成多方面不便，说道：”致治在於任贤，兴国在於务农。若舍贤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广开宫馆，高为台榭，以妨民务，此害农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竞作奇巧，以合上欲，此伤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为政不通治体，苟好烦苛，此乱民之甚者也。当今之急，宜去四甚，并诏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敦朴之士而选用之，此亦求贤之一端也。“，此后更是说道：”古之圣帝明王，未有极宫室之高丽以彫弊百姓之财力者也。……陛下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

孙权曾经对诸葛瑾评价曹叡：

近得伯言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於御将，自古少有。丕之於操，万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宁是兴隆之渐邪！闻任陈长文、曹子丹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

夫威柄不专，则其事乖错，如昔张耳、陈馀，非不敦睦，至於秉势，自还相贼，乃事理使然也。又长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逮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今叡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齧者也！强当陵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子瑜，卿但侧耳听之，伯言常长於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

内中认为曹操时期虽然也妄行杀戮，但是杀伐很小就认为是过错，如果离间骨肉，就认为是残酷。曹丕比起曹操差远了，而曹叡更是不如曹丕，用人只知道任用文人、亲戚，而没有威严，对待官员苛刻，还侵占百姓财产，如此，奸邪并起之日，也就不远了。

孙权对于魏国有着精准的预测。吕思勉先生评价这段话说道：“此言于魏氏衰乱之由，可谓洞若观火。……齐王时之乱，皆隐伏于明帝之时，权之所言，正不能谓其无验也。”

明帝原本正妻是河内虞氏，明帝即位，立典虞车工之女明悼皇后毛氏。毛皇后父亲毛嘉，因为是暴发户，骄横跋扈。毛皇后渐渐被宠坏。景初元年（237年），赐死，立明元皇后郭氏，又出身河右反叛武装之女，在反叛后没入宫廷成为宫女。魏明帝曹叡在选择皇后问题上，全盘继承了曹魏政权错误吸取东汉灭亡的教训，选择门第极低者，造成严重的暴发户问题，他们或者因为自己受宠而在当皇后时行为不法，或者因为没有自己的势力而在当太后时备受曹爽和司马氏的欺侮，一切根由，都是因为他们的势力全都是皇帝给的，一旦皇帝没了，他们也就毫无势力可言，这也是魏国最终灭亡的缘由。

而魏国的灭亡根由，在于魏明帝死时的一场政变，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场关于托孤辅政大臣人选的政变。

政变的发动者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叫刘放，一个叫孙资，按照史书的记载来看，他们之所以发动政变，是为了匡正魏明帝曹叡的错误托孤，然而由于他们资历不深，再加上政变的策划仓促，又被司马懿和曹爽伪善的面具欺骗等等，并没有将曹叡的托孤方案更改至最好，相反，他们让曹爽代替曹宇的行为，让曹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政变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曹叡临死前，以燕王曹宇为大将军，同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将军曹肇和骁骑将军秦朗共同辅政。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是宗室大臣。其他人一看姓氏就知道是宗室，秦朗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朗字元明，新兴人。献帝传曰：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於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宜禄归降，以为铚长。

及刘备走小沛，张飞随之，过谓宜禄曰："人取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随我去乎？"宜禄从之数里，悔欲还，飞杀之。朗随母氏畜于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魏氏春秋》

朗游遨诸侯间，历武、文之世而无尤也。及明帝即位，授以内官，为骁骑将军、给事中，每车驾出入，朗常随从。时明帝喜发举，数有以轻微而致大辟者，朗终不能有所谏止，又未尝进一善人，帝亦以是亲爱；每顾问之，多呼其小字阿稣，数加赏赐，为起大第於京城中。四方虽知朗无能为益，犹以附近至尊，多赂遗之，富均公侯。——《魏略》

朗子秀，劲厉能直言，为晋武帝博士。魏略以朗与孔桂俱在佞幸篇。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数为将军杨秋使诣太祖，太祖表拜骑都尉。桂性便辟，晓博弈、蹋鞠，故太祖爱之，每在左右，出入随从。桂察太祖意，喜乐之时，因言次曲有所陈，事多见从，数得赏赐，人多馈遗，桂由此侯服玉食。

太祖既爱桂，五官将及诸侯亦皆亲之。其后桂见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临菑侯，因更亲附临菑侯而简於五官将，将甚衔之。及太祖薨，文帝即王位，未及致其罪。黄初元年，随例转拜驸马都尉。而桂私受西域货赂，许为人事。事发，有诏收问，遂杀之。

鱼豢曰：为上者不虚授，处下者不虚受，然后外无伐檀之叹，内无尸素之刺，雍熙之美著，太平之律显矣。而佞幸之徒，但姑息人主，至乃无德而荣，无功而禄，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朘，倾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赏，明皇帝之持法，而犹有若此等人，而况下斯者乎？——《魏晋世语》

按照史书的记载，秦朗是曹操的养子，是曹叡的叔叔，但是曹叡喜欢叫他的小名“阿酥”。秦朗还是一位佞臣，只是因为经常跟随在明帝身边，且从不直言劝谏，深受魏明帝曹叡的信任，且经常凭借收受贿赂来决定他人官职。其他人诸如夏侯献、曹肇，夏侯献没有任何史书记载，而曹肇完全就是凭借长相漂亮，而受到曹叡的喜欢。

根据《三国志》记载，曹宇性格恭良，所以坚决推辞辅政大臣的位置，因此，曹叡感到困惑，于是，刘放、孙资二人声称曹宇是“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

据《汉晋春秋》记载，这实际上是一场政变，具体过程是曹宇在病榻前，孙资、刘放长久受到宠幸而专权，和秦朗等人拥有很深的矛盾，如果秦朗上台，等待刘放和孙资的只有死亡。孙资、刘放暗地里图谋离间皇帝和辅政大臣，因为曹宇在皇帝的病榻旁，一直没有机会。皇帝气息变得微弱，曹宇就下殿要曹肇等商议以后辅政的事，还没有回来，而曹爽还在，刘放知道后，叫孙资一起预谋（大事）。孙资胆小，说：“不可动也。”刘放言道：“俱入鼎镬，何不可之有？”

于是“突入”见到皇帝，哭道：“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曹叡问你们没听说我已经用燕王了吗？刘放说，陛下忘了先帝“诏敕”，藩王不能够辅政了吗？况且陛下刚刚生病，曹肇、秦朗等就开始和宫女中侍奉疾病的嬉戏，燕王在南面（古代指处在臣子的位置）拥兵自重，不允许臣等进入，这就是竖刁、赵高。现在皇太子年幼暗弱，不能统领政务。外边有强大凶暴的贼寇，国内有在劳苦埋怨的生民，陛下不远虑国家存亡，却“近系恩旧”。将祖宗基业委托托付给二三平凡普通的人，躺着病了几天，内外阻隔，“社稷危殆”自己却不知道，这是臣等痛心的地方啊。

曹叡听说燕王他们做这种事（其实仔细分析，如果曹宇真的拥兵包围皇宫，刘放、孙资如何得入两次？可是曹宇如果没有隔绝消息，刘放、孙资又为何之前不能进宫？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曹宇只带有少量兵马，而他又不熟悉政务，更是之前一直遭到打压的藩王，因此只能依附于有职衔的曹肇、秦朗等人，兵马应当是秦朗的人，才会去找曹肇时也被曹宇带走，而之后也没有被带回来，而非刘放他们所说曹宇也是奸佞），大怒，于是问谁可以担任（辅政大臣）？刘放、孙资举荐曹爽代替曹宇。又说应该召见司马懿来参预政事。“帝从之”，刘放、孙资出来后，曹肇进入，哭着“固谏”，曹叡又让曹肇宣布停止宣布前一份遗诏。于是曹爽以外的四个人哭着回了府邸。这也间接说明他们手上根本没有多少兵马，同时也都是窝囊废，才没有强行进宫再行争取。

《魏晋世语》记载略有不同，说刘放、孙资长久担任内廷要职，夏侯献、曹肇心里感到不平。刘放、孙资担心夏侯献掌权报复自己，于是劝说皇帝召司马懿。曹叡写了“手诏”，让给使（官职名）辟邪（人名）来，拿这个授予司马懿。当时司马懿在汲（今河南汲县西南），夏侯献等先传诏令到轵关（今河南济源县西北），然后回到长安。本来司马懿打算打道回府，这时候辟邪来了，司马懿怀疑“有变”，叫来辟邪问具体了，于是乘着追锋车前往京师。曹叡问谁可以和司马懿“作对”夹辅，刘放、孙资说曹爽。曹叡问曹爽：“堪其事不？”曹爽汗流浃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此时刘放、孙资应该已经知道曹爽的德行了，不过为了确保政变成功，防止夏侯献等人报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能换人，只能将错就错）。

刘放踩着曹爽的脚，凑到耳边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他：“臣以死奉社稷。”曹肇的弟弟曹纂为大将军司马，燕王曹宇颇为拿不定主意。曹肇出来后，曹纂见到，大惊说：“上不安，云何悉共出？”黄昏，刘放、孙资宣诏：“宫门不得复内（nà）肇等。“又罢免燕王。曹肇第二天到门前，不能进入。因此恐惧，到廷尉处。结果因为”处事失宜“被罢免。曹叡又召见夏侯献，对他说：”吾已差（chāi），便出。“夏侯献哭着出去了。

帝诏资曰："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今射声校尉缺，久欲得亲人，谁可用者？"

资曰："陛下思深虑远，诚非愚臣所及。书传所载，皆圣听所究，向使汉高不知平、勃能安刘氏，孝武不识金、霍付属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还时，亲诏臣以重虑，及至晏驾，陛下即阼，犹有曹休外内之望，赖遭日月，御勒不倾，使各守分职，纤介不间。以此推之，亲臣贵戚，虽当据势握兵，宜使轻重素定。若诸侯典兵，力均衡平，宠齐爱等，则不相为服；不相为服，则意有异同。今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选授校尉，如其辈类，为有畴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维纲者，宜以圣恩简择，如平、勃、金、霍、刘章等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固，於事为善。"

帝曰："然。如卿言，当为吾远虑所图。今日可参平、勃，侔金、霍，双刘章者，其谁哉？"

资曰："臣闻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唐虞之圣，凡所进用，明试以功。陈平初事汉祖，绛、灌等谤平有受金盗嫂之罪。周勃以吹箫引强，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迹，然后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给事中二十馀年，小心谨慎，乃见亲信。日磾夷狄，以至孝质直，特见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儿而重贵之'。平、勃虽安汉嗣，其终，勃被反名，平劣自免於吕须之谗。上官桀、桑弘羊与霍光争权，几成祸乱。此诚知人之不易，为臣之难也。又所简择，当得陛下所亲，当得陛下所信，诚非愚臣之所能识别。"——《孙资别传》

这里面却说是曹叡召见孙资，说不能任人唯亲，孙资、刘放都说了一大通废话，意思就是自己不知道怎么办。裴松之在注解中这样说：“臣松之以为孙、刘于时号为专任，制断机密，政事无不综。资、放被讬付之问，当安危所断，而更依违其对，无有適莫。受人亲任，理岂得然？案本传及诸书并云放、资称赞曹爽，劝召宣王，魏室之亡，祸基於此。资之别传，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恐负国之玷，终莫能磨也。”《孙资别传》是孙资自己写的，自己知道后来因为曹爽专政祸国，后来引起高平陵之变，从此司马氏专权，魏国衰亡，因此要掩盖自己的过失。

资别传曰：大将军爽专事，多变易旧章。资叹曰："吾累世蒙宠，加以豫闻属讬，今纵不能匡弼时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禄邪？"遂固称疾。九年二月，乃赐诏曰："君掌机密三十馀年，经营庶事，勋著前朝。暨朕统位，动赖良谋。是以曩者增崇宠章，同之三事，外帅群官，内望谠言。属以年耆疾笃，上还印绶，前后郑重，辞旨恳切。天地以大顺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职事，违夺君志；今听所执，赐钱百万，使兼光禄勋少府亲策诏君养疾于第。君其勉进医药，颐神和气，以永无疆之祚。置舍人官骑，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

不管怎么说，曹爽和司马懿的上台都离不开曹叡的第一份托孤，曹宇懦弱无能，而秦朗、曹肇等都是奸臣，曹叡病中昏聩到如此地步，难道不该为此负责吗？

曹叡对于两汉以来愈演愈烈的流民问题和豪强大族问题没有任何措施进行解决，这些问题的出现在翦伯赞先生的书中都有体现，翦伯赞先生认为这是两汉及以后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他注定不是一位明君。

当然，作为曹魏的统治者，曹叡和他的爷爷曹操、父亲曹丕一样出身寒门，曹操依靠的是寒门，到了曹丕之后，尤其是司马氏夺权之后，权力又回到服膺儒家的豪族手中。此据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曹叡虽然在军事上堪称英主，但是他这一时期的政治几乎没有作为，反而非常糟糕。诚然，曹叡在军事上颇有成就，但是其政治，尤其是荒淫无道和托孤辅政两个方面，曹叡交上了0分的答卷。

东吴

孙吴的开国之君孙权昏庸残暴，近些年来逐渐被人们所唾弃。今天就好好聊一聊孙吴政权的两位昏君。

吴大帝

孙权早年是一位非常贤明的君主。“然权之为人，究偏于轻侠，故虽能驱策武士，而不能任用文臣。“张昭因为严明而被忌惮，不能当宰相，亦无法位列三公，虞翻刚烈耿直，最终被流放交州。张温声名大盛，因此遭到废黜。信任吕壹，太子孙登多次劝谏而不纳，最后直到诬陷顾雍、朱据才被处死。”专藉威刑劫制，而无学焉而后臣之之风，此其所以虽承中国丧乱，获保江东，而其为治之规模，卒无可观，亦无以裕后也。“

孙权生性凉薄，从他对待功臣和自己亲生儿子的事迹就可以看出。他是吴宫喋血的祸首，是逼死一大批忠臣良将的恶贼。

如果说孙权逼死周瑜的儿子周胤，不用周瑜的侄孙周护是出于大义，（周胤因为犯罪，遭到诸葛瑾、步骘、朱然及全琮上疏，孙权本想不加惩戒，但还是准备夺去爵位，周胤恰好病死才没有追究，周护的父亲周峻死时孙权很伤心，但最终说出，"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闻峻亡，仍欲用护，闻护性行危险，用之適为作祸，故便止之。孤念公瑾，岂有已乎？"，还是没有让周护袭官），那么陆逊的死就比窦娥还冤了。作为东吴的再造功臣，陆逊一开始享有很高的待遇，甚至让他辅佐太子孙登在武昌陪都主掌朝政，后来，孙登去世，孙权立孙和为太子，孙霸封为鲁王。

和以母王有宠见爱。后王夫人与全公主（孙鲁班）隙，谮（zèn）之，夫人忧死，和宠稍损。鲁王觊觎。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离贰，滋延大臣，举国中分。

在这场“二宫之争”中，逐渐形成太子党和鲁王党。

太子党的成员主要有：孙鲁育、陆逊、诸葛恪、顾谭、顾承、朱据、张休、吾粲、滕胤、朱绩、陆胤、姚信、丁固、屈晃、张纯、陈正、陈象。

鲁王党的主要成员有：孙鲁班、步骘、吕岱、全琮、全寄、孙弘、吕据、吴安、孙奇、诸葛绰、杨竺。

围绕二宫之争，大臣不仅政见出现矛盾，更因为这场斗争，无数大臣死于非命，孙权更是对亲生骨肉痛下杀手，用惨无人道的卑劣行径展现了什么叫做昏庸暴虐。

在以上名单里，只有诸葛恪、滕胤、朱绩、陆胤、丁固、孙鲁班、步骘、吕岱、全琮、孙弘、吕据没有被杀（其中陆胤下狱），其他人全部死于二宫之争或在二宫之争期间去世。

我们一个个看他们的死因：

张休、顾承、顾谭因为与孙鲁班矛盾颇深，被全琮父子诬告虚领军功，顾谭“及大会，以问谭，谭不谢，而曰：'陛下，谗言其兴乎！'，有司奏谭诬罔大不敬，罪应大辟。权以雍故，不致法，皆徙之。”顾谭等被流放交州，两年后顾谭忧愤而死。张休因得罪孙弘，“中书令孙弘佞伪险诐，休素所忿，弘因是谮诉，下诏书赐休死，时年四十一。”顾承病死，年三十七。

太子孙和被废，朱据、屈晃带着文武百官进宫劝谏，朱据说：“臣闻太子国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归心，今卒责之，将有一朝之虑。昔晋献用骊姬而申生不存，汉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窃惧太子不堪其忧，虽立思子之宫，无所复及矣。”二人被各自打了一百杖，朱据被贬新都令，还没有到任，“中书令孙弘谮润据，因权寝疾，弘为诏书追赐死”。张纯、陈正、陈象冒死上疏，援引骊姬之乱，据理力争，张纯被拖到闹市斩首，陈正、陈象遭到“族诛”。孙和被流放故鄣，陆逊的外甥姚信遭到流放，“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众咸冤之”。孙权临死前悔悟，“全公主及孙峻、孙弘等固争之，乃止。”孙权死后，孙峻又将孙和流放至新都，“又遣使者赐死。和与妃张辞别，张曰：'吉凶当相随，终不独生活也。'自杀，举邦伤焉。”

陆逊在“二宫并阙”后，全琮想让自己的儿子能够受到重用，陆逊认为子弟如果有才干，不愁得不到重用，如果没有才干，“终为取祸”。全琮的儿子全寄，勾结鲁王，陆逊写书信给全琮说："卿不师日磾，而宿留阿寄，终为足下门户致祸矣。"全琮不听，二人间生嫌隙。陆逊的儿子陆胤偷偷见到孙和，孙和哭诉，见孙权有废太子的意思，陆逊上书说："太子正统，宜有盘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此后又“书三四上”，请求到首都面见孙权。此前孙权和杨竺秘密讨论太子人选，孙权怀疑杨竺泄露出去，但还是让他全权调查。几天后，他回奏陆胤有嫌疑，孙权派人前往武昌询问陆逊，陆逊回答是陆胤告诉自己的，陆胤被下狱，陆胤编造是杨竺告诉自己的，于是陆胤被关在牢狱，杨竺本身就被怀疑，孙权严刑拷打，杨竺承认，孙权将杨竺斩首示众。

顾谭、顾承、姚信被流放后，陆逊受到猜忌。此时鲁王、孙鲁班、全寄诋毁吾粲，导致“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于是“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陆逊的儿子陆抗也被限制人身自由，如果不是陆抗聪明，用条理清晰的语句回答使者的话，很可能陆抗也惨遭毒手。

步骘接替了丞相职务，“犹诲育门生，手不释书，被服居处有如儒生。”不久也去世。“在西陵二十年，邻敌敬其威信。性宽弘得众，喜怒不形於声色，而外内肃然。”

两年后，全琮去世，史书称他“琮既亲重，宗族子弟并蒙宠贵，赐累千金，然犹谦虚接士，貌无骄色。”

孙权转而打算立幼子孙亮为太子，“时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阴共附霸，图危太子。谮毁既行，太子以败，霸亦赐死。流竺尸于江，兄穆以数谏戒竺，得免大辟，犹徙南州。霸赐死后，又诛（全）寄、（吴）安、（孙）奇等，咸以党霸构和故也。”

诸葛恪因为长子诸葛绰勾结鲁王，亲手鸩杀诸葛绰。

孙鲁育虽然在孙权时期没有死，但孙鲁班并没有放过她，孙峻专权时，“全主因言朱主与仪同谋，峻枉杀朱主。”

乌程侯

孙皓继位之后，其实无非就是残暴杀人、营造宫室、罢免良将而已。可是吴国在经历二宫之争和会稽王孙亮、景帝孙休时期的宫廷干戈之后，政治趋于稳定，而这样凶残暴虐的稳定，不要也罢。可以说，西晋统一中国至少在当时一定程度上是历史作出的正确选择，只不过后来西晋的统治更加荒淫腐朽罢了。

吴宝鼎元年（266年），“车骑将军刘纂曰：‘天生五才，谁能去兵？谲诈相雄，有自来矣。若其有阙，庸可弃乎？宜遣间谍，以观其势。’晧阴纳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绝。”但不久发现蜀汉旧地难打，“遣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丁忠吊祭司马昭。及还，俨道病死。忠说皓曰：‘北方守战之具不设，弋阳可袭而取。’皓遂与晋绝。”

从时间上来看，此时蜀汉已经灭亡，且姜维、钟会的叛乱业已平定，蜀汉的百姓在刘禅的统治下无不盼望西晋的统治，虽然如此，西晋在蜀中的统治还没有站稳脚跟，孙皓此时如果攻击蜀中，说不定还有胜算，但是孙皓选择了错误的攻击路线，准备袭击河南潢川，可以说孙皓的选择蠢到家了。

十月，永安（今浙江武康西）山贼施但聚众数千人劫持孙皓庶弟孙谦造反，到了建业，发展至万余人。丁固、诸葛靓击败他们，“获谦”，孙谦因此被逼自杀。

宝鼎二年六月，兴建昭明宫。“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摄伐木。又破坏诸营，大开园囿。起土山楼观，穷极技巧。功役之费，以亿万计。”“制度弘广，饰以珠玉，所费甚多。盛夏兴工，晨守并废。”

宝鼎三年（268年），西晋霍弋派遣部将杨稷为交趾太守，东吴交州刺史刘俊的前部督修则等将领攻击交趾，被晋将毛炅（jiǒng）、董元、孟干、孟通、李松、王业、爨（cuàn）能等击破，东吴方面的将领“皆死”。

建衡元年（269年），“遣监军虞氾（fàn）、威南将军薛珝（xǔ）、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这一年，羊祜都督荆州。次年，李勖因为建安道“不通利”，怀疑并杀死向导将军冯斐，对待贻误军情的向导军法从事，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殿中列将何定从中作梗，于是李勖、徐存全家老小被孙皓杀害。

定，汝南人，本孙权给使也。后出补吏。定佞邪谄媚，自表先帝旧人，求还内侍，皓以为楼下都尉，典知酤（gū）籴（dí）事，专为威福。而皓信任，委以众事。定为子求少府李勖女，不许。定挟忿，谮勖于皓，皓尺口诛之，焚其尸。——《江表传》

何定因为想结亲遭到轻视，因此谗言害死李勖，而孙皓竟然用极为残酷的方式将良将的家人一口不留的杀光焚尸，这样的场景如何不让人心寒。

孙权的弟弟孙匡和他的孙子孙秀当时分别为前将军和夏口督，孙皓容不下他们，派遣何定将他们赶到西晋。

建衡三年（271年），“丹杨刁玄使蜀，得司马徽与刘廙论运命历数事。玄诈增其文以诳国人曰：‘黄旗紫盖见於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又得中国降人，言寿春下有童谣曰"吴天子当上’。皓闻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载其母妻子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陆道西上，云青盖入洛阳，以顺天命。行遇大雪，道涂陷坏，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车，寒冻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敌便当倒戈耳。’皓闻之，乃还。”在东观令华覈（hé）等人的“固争”下，孙皓停止了根据童谣而出行的荒唐决定，也是孙皓为数不多的听进谏言的例子。

凤皇元年（272年），何定的恶行暴露被处死。到这时候为止，孙皓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昏君。

凤凰二年（273年）是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孙皓开始变得凶残暴虐，民不堪命。

孙皓的妃子派遣有的人去集市，抢劫百姓财物，司市中郎将陈声，本来一直深受孙皓宠幸，于是仗着宠幸决定秉公执法，将孙皓妃子派的人抓了起来。妃子于是哭诉。孙皓勃然大怒，找了个其他理由将陈声的头颅用锯子锯断并焚毁，把他的尸身随便找个地方扔了。

建衡二年，陆抗上疏：

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汎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逊迹，前乞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臣愚以为诸王幼冲，未统国事，可且立傅相，辅导贤姿，无用兵马，以妨要务。又黄门竖宦，开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诏简阅，一切料出，以补疆埸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慼也。若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愿陛下思览臣言，则臣死且不朽。

可见此时吴国的军备松弛，几乎对北方毫无防范。这一点，说明孙皓在军事上也是0分。

孙皓在政治上毫无成就，于是各地官员开始为他炮制祥瑞。从275年开始，到277年，孙皓更换了三次年号，分别为天册、天玺、天纪。而更换年号大赦天下的理由无非都是某某地方发现了祥瑞，于是封禅一些山。

孙皓亲佞远贤，陆抗屡立战功，却因为和羊祜交好，受到孙皓猜忌而病死。张俶举荐二十个弹曲子的人，让他们掌管司法举报系统，于是他们凭借个人好恶来诽谤大臣。张俶将他人抓起来，关进监狱，收取好处才放出。“人民穷困，无所措手足。”，张俶有小老婆三十余人，擅自杀戮无辜，“众奸并发，父子俱见车裂。”

孙皓在位期间，“每宴会群臣，无不咸令沉醉。置黄门郎十人，特不与酒，侍立终日，为司过之吏。宴罢之后，各奏其阙失。迕（wǔ）视之咎、缪言之愆，罔有不举。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辄以为罪。”当时孙皓有各种忌讳，大臣也不知道，不小心犯了忌讳，轻的抓进监狱，重的就处死。二者这个轻重完全是根据孙皓的心情决定的。

后宫佳丽数千，这本身很正常，但是他还不满足，到处搜罗美女。后宫里佩有皇后印玺的“多矣”。“皓又使黄门备行州郡，科取将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当岁岁言名，年十五六一简阅，简阅不中，乃得出嫁。后宫千数，而采择无已。”陆凯上书说：“而诸公卿位处人上，禄延子孙，曾无致命之节，匡救之术，苟进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为君计也。自从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日张，畜积日耗，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所在长吏，不加隐括，加有监官，既不爱民，务行威势，所在骚扰，更为烦苛，民苦二端，财力再耗，此为无益而有损也。”

又将湍急的水流放入宫中，宫女有不合意的，“辄杀流之。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孙皓枉杀的大臣，如张纮的孙子张尚，以及王蕃、楼玄、贺邵、韦曜等。“岑昬险谀贵幸，致位九列，好兴功役，众所患苦。是以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盖积恶已极，不复堪命故也。”

吴平后，晋侍中庾峻等问皓侍中李仁曰："闻吴主披人面，刖人足，有诸乎？"仁曰："以告者过也。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盖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为酷虐。皓为一国之主，秉杀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惩，何足多罪！夫受尧诛者不能无怨，受桀赏者不能无慕，此人情也。"又问曰："云归命侯乃恶人横睛逆视，皆凿其眼，有诸乎？"仁曰："亦无此事，传之者谬耳。曲礼曰视天子由袷以下，视诸侯由颐以下，视大夫由衡，视士则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内；视上於衡则傲，下於带则忧，旁则邪。以礼视瞻，高下不可不慎，况人君乎哉？视人君相迕，是乃礼所谓傲慢；傲慢则无礼，无礼则不臣，不臣则犯罪，犯罪则陷不测矣。正使有之，将有何失？"凡仁所答，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载。——裴松之《注》

都下诸官，所掌别异，各自下调，不计民力，辄与近期。长吏畏罪。昼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会日，定送到都，或蕴积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时。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夺其播殖之时，而责其今年之税，如有逋悬，则籍没财物，故家户贫困，衣食不足。宜暂息众役，专心农桑，古人称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国，惟农是务。军兴以来，已向百载，农人废南亩之务，女工停机杼之业。推此揆之，则蔬食而长饥，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华覈传》

如此，孙皓最终亡国也不奇怪。

晋代史学家孙盛评价他：“况皓罪为逋寇，虐过辛、癸，枭首素旗，犹不足以谢冤魂，洿室荐社，未足以纪暴迹，而乃优以显命，宠锡仍加，岂龚行天罚，伐罪吊民之义乎？是以知僣逆之不惩，而凶酷之莫戒。”

蜀汉

蜀汉又称季汉。季汉的40多年时间里，其实主要就一个皇帝，因为刘备称帝之后不久就因为夷陵之战的惨败而羞愤而死，后主刘禅不思进取，虽近些年被洗白成明君，但真理和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后主

诚然，刘禅有时候难得的英明，但却是在诸葛亮执政时期，得赖诸葛亮全心全意的辅佐。

后来在蒋琬、费祎、董允在世时也算中规中矩。然而，后主逐渐长大，非常宠幸宦官黄皓。董允年老之后，黄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想要参政。董允时常正色进谏，匡正后主，多次责罚黄皓，因此黄皓十分害怕董允，董允活着的时候根本不敢胡作非为。延熙九年（246年），董允卒。吕乂担任尚书令，陈祗任侍中，和黄皓勾结，互为表里，把持内外朝政。延熙十四年（251年）吕乂卒。景耀元年（258年），陈祗卒。董厥代为尚书令，不久升为大将军、平台事，樊建代为尚书令。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与董厥并录平尚书事。姜维多次对后主说黄皓的事，《华阳国志》有载：“维恶黄皓恣擅，启后主欲杀之。后主曰：‘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维见皓枝附叶连，惧於失言，逊辞而出。后主敕皓诣维陈谢。维说皓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耳。”

诸葛瞻、董厥、樊建三个人对黄皓多为维护，没有能力匡正、矫正。又大将军阎宇勾结黄皓，和诸葛瞻等三人排挤姜维，致使姜维屯田避祸。无论姜维是否是穷兵黩武，他都是一位忠臣，而且，他的北伐也有一定积极防御、以攻为守的意味，如果说张翼、谯周和姜维的争论只是朝堂上的政见之争，阎宇、黄皓则是非正常国家机器人员的趁机恶意陷害。

刘禅对国事没有任何贡献，全靠他人尽心辅佐，即使宠幸黄皓，恐怕也是出于对黄皓的依赖，希望这个宦官对自己有所辅佐，刘禅的统治力极度的差，导致最后东州、荆州、益州三大政治集团相互倾轧，国内矛盾聚集，但是在保命问题上他比谁都聪明，及时投降、“乐不思蜀”，可见，刘禅并不适合做皇帝，他真的只适合当安乐公。